第六十二章 电话簿里的人 (第1/2页)
周律师第二次来会见，把那三页纸推了回来。
“三十七个，我打了二十六个。“他说，“剩下的十一个，不用打了。“
梁博把纸接过来。三页，是他自己凭记忆写的——从第一页第一个名字写到最后一页最后一个，用了两个白天。每写一个名字，后面顺手跟一行小字：交情、欠过什么、能办什么事。
那行小字才是他真正想写的东西。
他这辈子衡量一件事的办法只有一个：把它拆成能比的项。债是这样算的，弯道是这样算的，现在他连人也这么算——谁欠他的、他欠谁的、谁怕、谁不怕。写到最后一页，他在纸边上又给自己加了一栏，两个字：能办。
“说吧。“他说。
“第一个，程先生。“周律师低头看着本子，“空号。我隔一天又打了一次，还是空号。这种情况一般三种可能：换了号、销了号、人不在本地——不管哪一种，意思都一样。“
梁博在那一行后面划了一道横。
“第二个，老霍。通了，是他老婆接的。我一说老霍的名字，她就急了：'他上个月就去外地了，跟他表弟做装修。你们别来找他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'我第二句还没说完，电话就挂了。“
第二道横。
“第三个，中间人。关机，连着三天。“
第三道横。
“第四个，巷子里那家茶馆。我特意开车过去看了一眼——卷帘门关着，门上贴了一张白纸，写着'店面转让'，纸角都卷起来了。隔壁杂货铺说，上个月就不做了。“
第四道横。
“第五个，顺哥。“周律师顿了一下，“仓库还开着，铁皮顶、两台货车、门口有人在搬箱子。我走过去问了一句'这是不是顺哥的仓库'，那人上下看了我一眼，说：'这儿没有顺哥，你找错了。'“
梁博的笔停在那一行上，没有落下去。
这五个人里，前四个他多少算到了。程先生说“想走的人最后都走不掉“的时候，他就听出了一半；老霍说“你别把我拉进来“的时候，他也听出了一半；茶馆那扇门，是他在十月里亲眼看着一点点关上的。
顺哥不一样。
顺哥是这三十七个名字里，唯一一个真正能替他递上一句话的人。他不需要顺哥出钱，也不需要顺哥担保——他只需要顺哥在某个场合说一句“这个人我认得“。
顺哥给出来的，是四个字：不认识他。
他把那一行划掉的时候，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，洇出一个小点。
那一下他明白了一件事：他划掉的不是一个号码，是一个人。
“还有别的吗。“他问。
“你让我带的那两句话，我带到了。“周律师翻了一页，“一个没回我；另一个回了，原话是'这事我不能碰'。“
“知道了。“
“你还有别的名字吗。“
梁博看着那三页纸。
纸的最上面那一栏，他原本写得很满——那几个“场面上的人“、几个能出钱的、几个说得上话的。现在那一栏里横着一道、又一道，最后落一句“不能碰“，全划平了。
他这才看清：风向一变，能出钱的人比跑的人收手收得更快。他们不是怕他，他们是怕那个册子上的自己。
“没有了。“
“还有一个人。“周律师翻到最后一页，“一位姓郑的女士，昨天托我把五百块钱存进去，还留了一个袋子。“
梁博抬起头。
“她留话了吗。“
“留了六个字。“周律师看了一眼纸，“'我不是不等他。'“
会见室里静了两秒。
“她还说什么了。“
“没留地址，也没说哪天来。她只说，东西是托我送的。“周律师合上本子，“袋子里是一套换洗的衣服、一条新毛巾，还有一盒护手霜。“
“护手霜。“
“她说，你手上有伤。“
梁博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。指节那几处硬得像砂纸。
他很久没说话。他不是在想她——他是在算她。
这件事他其实早就算出了大半：从去年夏天起，两人的通话从一两天一次，慢慢拖成一两个星期一次；末尾只剩两句话，“你吃了吗““早点睡“。她公司在拆分上市，她在加班；他在跑场、在躲风。谁都没有做错什么，那条线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日子拉细的。
她怕。她今天做的这件事——托人送东西、不留地址、不上门口来——就是“怕“这个字最体面的一种写法。
他能懂。他甚至觉得她做得对。
他拿起笔，在“郑若彤“那一行后面，没有划横。
他写了一个字：缓。
过了三天，周律师又带来一个消息。
“香港那边我打通了一个电话。姓陈的女士，普通话带一点口音，我听着像香港人。“
梁博的手动了一下。
“她怎么说。“
“她说她问过她父亲。“周律师一句一句念，“她说：'我问他了。他说这种事他帮不上，他那几个朋友都是做生意的，插不到里面来。'她还说，她想过来一趟，问你缺什么。“
“让她别过来。“梁博说得很快，“你跟她说，千万别过来。“
“我已经跟她说了。“
“那就好。“
“不过她让我带一句话。“周律师看着他，“她说，'等你出来给我打电话'。“
梁博点了点头，没接话。
他知道陈家的规矩：那条线，家里人一步都不能踩，回来一次就是给人递刀子。他更知道那句“我想过来“不是客套——正因为它不是客套，他才更不能让她来。
他在“陈嘉荞“那一行后面也没有划横，写了一行小字：
她过不来，我出不去。
写完他看了一眼。这两行字并排搁在纸上，像一根被两头拉住的线。
元旦前两天，母亲来了广州。
这是她一辈子第一次出远门。她背着一个装过尿素的编织袋，里面塞着两件旧棉衣、一双布鞋，还有一包晒干的花生——父亲让她带的，说“城里买的没有这个味“。
她在窗口排了一个多钟头。衣服要棉的、不能带绳带，东西不能有金属。她把两件棉衣的拉链和扣子摸了一遍，摸完有点慌：
“那这双鞋呢。“
“鞋可以。“
“花生呢。“
“不行。“
她就站在窗口那儿，把花生一把一把塞回袋子。塞到最后剩一小把，攥在手里攥了很久，放进自己的口袋。
按规矩她见不到人。她从窗口挪到旁边，正好碰上周律师，拉住他问了两句：
“我是他妈妈。他在里头吃饭吃得下吗。“
“你跟他说，家里的药够，别老是挂着家里。“
周律师后来回到会见室，隔着那张长桌，把这两句话念给他听。他还说了一件别的事：她想做保证人，可保证人要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，还要跟这个案子没有牵连——她在老家、没有固定收入，办不了。她听完眼圈红了，问了一句“是不是有钱就能办“。
那天梁博把能想到的名字在脑子里又排了一遍，排完摇了摇头。
那三页纸上剩下的十一个名字，他一个都报不出口。
隔了两天，周律师带来一句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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