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三十八章 画像侧写 (第1/2页)
1984年秋天，科斯季耶夫做了一件专案组成立以来一直有人提议、但始终没有落实的事。
他把罗斯托夫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亚历山大·布哈诺夫斯基请到了办公室。
这件事在专案组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。有人不理解，说一个研究精神病和性倒错的医生，跟抓杀人犯有什么关系。有人不反对，但也不觉得能有什么用。
科斯季耶夫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他手头能用的办法已经试得差不多了，再试一个也无妨。
布哈诺夫斯基那年四十七岁，身材微胖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轻轻敲桌面。他在罗斯托夫出生长大，医学院毕业后在北方舰队当过两年军医，后来回到罗斯托夫，一直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。
1977年他拿到副博士学位，论文写的是家庭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特征。在专业圈子里，他的研究方向偏冷门，是性功能障碍、性倒错、同性恋和变性人的心理评估。
这些题目在当时的苏联精神病学界不算主流，愿意做的人不多。
科斯季耶夫是通过州检察院的一个同事认识布哈诺夫斯基的。那个同事说，布哈诺夫斯基这个人脑子很细，看案子跟一般医生不一样，不光看症状，还看人。
布哈诺夫斯基来到专案组办公室，在科斯季耶夫的桌子对面坐下，听科斯季耶夫把案件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他没有打断，也没有做笔记，只是偶尔点一下头。
科斯季耶夫讲完之后，布哈诺夫斯基问了几个问题：
第一具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，发现的时候尸体是什么状态，后面几具呢。他还问了几起案件之间有没有目击者，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是什么样子。
科斯季耶夫一一回答了。有些问题他答得上来，有些答不上来。
布哈诺夫斯基没有多说什么，他只是说，给我十天时间。他需要看案卷，看尸检报告，看现场照片。科斯季耶夫说行。
布哈诺夫斯基花了十天，把专案组手头所有的案卷材料都看了一遍。尸检报告、现场勘查记录、证人证言、失踪人口档案，还有之前侦查员做的那份初步分析。
他把几个关键案件的时间、地点、受害者情况列在一张纸上，跟科斯季耶夫之前做的那张差不多，但多了一些东西。
他在每个案件旁边写了几行小字，那些字写得很潦草，密密麻麻地挤在纸边，像医生开的处方。
十天之后，他带着一份报告回到了专案组办公室。
报告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，有八十多页。布哈诺夫斯基把它放在科斯季耶夫的桌子上，说：“这是我对凶手的分析。你可以看看，不一定对。”
科斯季耶夫后来把这份报告称为“专案组最有用的一份文件”。
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里，对凶手的描述集中在几个方面。
首先是年龄。
布哈诺夫斯基估计凶手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。这个判断的依据是，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78年，凶手当时应该已经成年并且有稳定的行为模式。
一个能够持续作案、不断改进手法、并且长期不被抓获的人，不可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。他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、一定的经济能力、一定的移动自由。
这些东西通常来自一个已经工作了十几年、在体制内有一定位置的中年人。
布哈诺夫斯基算了一下，如果凶手在第一起案件时是四十岁上下，那么到1984年，他大概就是四十五到五十岁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。奇卡提洛1978年时四十二岁，1984年时四十八岁。
其次是职业。
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凶手有一份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。这一点从作案地点的分布可以看出来。凶手能够在罗斯托夫州和邻近地区之间移动，能够在不同的城市和城镇之间选择目标，说明他的工作允许他在苏联的铁路网络上自由往来。
布哈诺夫斯基列举了几种可能性：采购员、供销员、货运调度员、铁路系统的员工。
他还提到，凶手可能利用火车作为交通工具，因为他的作案地点几乎全部集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。
“他不是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作案，”布哈诺夫斯基在报告里写道，“他在移动中寻找猎物。火车站和公交站是他的狩猎场，因为那里的人都是流动的，不容易被记住，也不容易形成稳定的目击网络。”
第三是心理特征。
这是布哈诺夫斯基报告里最核心的部分，也是最让科斯季耶夫在意的部分。
布哈诺夫斯基认为，凶手不是精神病患者。他没有妄想，没有幻觉，没有丧失对现实的判断能力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知道那是错的，知道如果被抓会有什么后果。他的行为不是出于疯狂，而是出于一种他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欲望。
“凶手在性心理发育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，”布哈诺夫斯基写道，“他无法通过正常的性行为获得满足。这种偏差可能源于童年的创伤、长期的性压抑，或者某种生理上的缺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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